最近上海疫情吃紧，整个城市处于风口浪尖。今天写这个文章，不做太多的褒贬，但必须透过这次疫情，深入分析一下看到的方方面面，希望对我们有些启发。南京租房圈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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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亭宾馆上海这轮疫情传播，从华亭宾馆开始，迅速向外扩散。华亭宾馆是上海的隔离管控宾馆，也就是说，它本来就是用作输入风险人群隔离用的。隔离宾馆造成疫情扩散，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实际上，由于宾馆本身不是医疗场所，它作为隔离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尤其宾馆的通风系统，主要是用于民用的，很难在高风险情况下保证万无一失。当样本量增大，加上一定程度思想上的松懈。即使这次不是华亭，兴许也会有其他。第二，奥密克戎的特性，决定了它在广泛扩散前，大多数人缺少感官；而等到真正扩散开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奥密克戎的传播能力远强于德尔塔，比普通新冠传播要强数倍。但其实并没有人说清楚，强数倍是个什么概念。因为在疫情流行起来之前，哪怕一个地区有个几百上千人感染，但绝大多数人身边，并不见得认识真实的阳性患者。一开始，哪怕积累了2k多例阳性，对上海这个城市人口来说，也就相当于万分之一的感染率。万分之一，对普通人而言概率极小，你能认识的，最多是密接或次密接。所以，大多数人对病毒传播仍没有显著感官。哪怕，最近上海的阳性率达到5k、8k、1.2w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只是小区被管控，身边仍然没见过感染者。（当然，接下去接触到的人会越来越多）结合第二点，人就是这样的，因为缺少直接感官，所以只要不是事到临头，永远不当回事，至少一大部分人是这样的。第三，不是官军不努力，无奈病毒有高达。奥密克戎强到什么程度呢？它感染了很多社区工作人员和保供人员。本来，对于普通民众的防护，我们很难有过高要求。但工作人员总还是会注意防护的，但现在，即使是身穿防护的工作人员，只要稍有疏忽，比如口罩没戴紧、和感染人或感染物直接接触、或者防护装哪里有疏漏了，都有可能中招。现在看来，对奥密克戎的防护，必须要追求极致、严丝合缝，对间接接触物都要消杀处理，这就是极大的难点。因为这个要求，大概只有专业医护人员做得到，社区工作人员、快递保供人员都很可能做不到。普通民众更是很难建立起这个意识。而这短暂的快递接触时间、包裹拆卸时间、社区人员的上门工作时间，就成为了奥密克戎的突破点。而基层一级，对奥密克戎的特性显然不能说完全了解，具体的工作环境、设施和人员，一旦不能达到完美无缺，就被奥密克戎钻了空子。毕竟，奥密克戎从境外输入，源源不断，而城市防疫必须永远考100分才行。
二，击穿流调这一块内容大家都耳熟能详了，我就简单点描述。上海一直以来的防控策略，用张文宏的话说，就是和病毒赛跑——病毒爆出后，疾控迅速锁定源头，流调所有的密接次密接，全部排查管控起来。所以，上海历次防控全都事不过夜，张文宏和邬惊雷（上海卫健委主任）每次都是顶着水泡眼开新闻发布会的。中风险区也经常能够小到只有一个门面、一个门牌号。当然，现在再说这些就有点讽刺了。因为奥密克戎根本不给你和它赛跑的机会，它坐着火箭，一飞就冲天了。至少有两个原因，使得奥密克戎击穿了上海强大的流调队伍。第一，奥密克戎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使得你发现它的时候，它的扩散链已经难以估量。普通新冠，正是因为它有发热症状，才使得感染者暴露出来。哪怕第一个感染者无症状，那么次级感染者中总也会有症状的，于是很快就能追根溯源。但奥密克戎，即使传播了几轮，仍然没有发烧发热的，以至于、终于暴露出来的时候，源头都已经自愈，中间链条指数级增加且部分已隐没。所以你看上海一开始还试图溯源，后面就无奈放弃了。第二，流调的先决条件，是病毒的低传染率。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假设监控里看到感染者一路走来，身边有三十个略有停留的人，以及三个交谈握手的人，那么流调只能针对这三个交谈握手的人。因为再强的流调队伍，也不可能无限制地过大流调范围。况且以往的毒株用这种方式就能甄查出来了。但奥密克戎不讲武德，它甚至能对身边略有停留的人进行感染，这就导致流调很可能漏人。不是流调想漏，而是不得不漏。因为这个传播率，已经超越了人类疾控动员体系的极限。以上两点，造成流调队伍哪怕不眠不休，也追不上病毒了。当然，流调能够控制住扩散速度，不能否定流调的巨大作用。但散发的、零星的点位不断爆出，社区传播难以控制。终于，百米赛跑跑成了马拉松。
三，封、控之争到了这一步，究竟是控、还是封，就成为了焦点。实际上，网上一大波人指责上海的主要原因，就是上海为啥不封，深圳不是封得挺好么。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要先聊几句上海。如果没有对上海的基础认识，后续论调也很容易就跑偏了。上海这个地方，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中国地理上的一个汇集点。上海的上海人很少，真正的上海人都叫本地人，大多数是郊区人士，占比不高，而且这部分人往往还不说上海话，说得是郊区的本地方言。对于生活在上海的人，正确的区分方法应该是：第一代人，即新上海人，指自己来到上海定居，父母都还在老家的；第二代人，普通上海人，指父母辈来到上海，自己可能出生在上海也可能是中途随迁的；第三代人，老上海人，指爷爷辈就来到上海，父母辈不一定但自己肯定上是出生在上海的人；四代以上的人，就是刚才提到的本地人、真正的上海土著，基本老家在郊区，祖上其实就是上海地区的农民。上海这个地方，之所以变成远东大都市，就是国家资源、国家人口、跨越时代、源源不断地集聚，而这种集聚，不是因为什么咖啡和小资，就是因为地理上得天独厚。在航运时代，长江，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经济发展大动脉，而上海就是长江的出入海口，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就是中国经济的超级集聚区。骂上海、表扬上海，就和骂长江、表扬长江一样，没有意义。是长江和大航海塑造了上海。所以吴凡（上海疫控专家组）说上海不是上海的上海，一点儿没毛病。既然全国人民、全国资源都集聚到了这个入海口、来高效发展我们的经济，那么，上海这个咽喉，就不能说断就断。上海一断，整个长江经济带、整个中国、乃至全球都有可能要憋气了。我们可以把上海和深圳简单对比一下：上海人口2500万，深圳1760万。但要注意的是上海老龄化率35%，而深圳是7%。上海流动人口700万，深圳是1200万。人口数量、结构并不一样，差异还很大。（尤其是老龄化，后面还会讲到，是城市封控的最大难易点）此外，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十二年是世界第一，年均7.3亿吨。深圳是2.5亿吨。广州是6.4亿吨。同样作为大都市，上海的咽喉位置比深圳要突出得多，长三角经济区是以上海为输入输出口的。换句话说，深圳的经济独立性远比上海要高，深圳和广州是珠三角的双雄，相较之下，广州的地位反而和上海更像。上海和周边城市的羁绊都太深，这是上海不太敢封控的重要原因。因此，上海的封控之争，其实是个伪命题：上海即使封，也是有条件的封，上海永远不会彻底停摆，上海的工业企业、金融机构、港口物流仍将持续运转。所以，从宏观上说，上海只存在控这一个选项，而所谓的封，主要是封居民区，这和当时的武汉还不一样。
当然，封居民区也可以理解为实际上还是封了不过我认为何时封城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上海一定是不愿意封的，但当病毒扩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是不得不封。但只要不到最后一步，能不封就不封，能捱一天是一天。这倒也不是说是什么上海自信，而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逻辑规律：——封城之后，不管你的感染者有多少，都能一举解决，无非是数字大小而已。既然选择封城就能一举解决所有问题，那何不再等等，再抢救一下，万一不封城还有救呢？毕竟，超大都市决策者不是网络暴民，端着键盘打什么字都行，慎之又慎是不为过的。至于说在此期间，病毒会不会从上海向外扩散，这个嘛，确实很关键、也很矛盾。因为只有上海封城，才能封人；只要不封城，就管不了人的流动。那就只有靠输入地来管控了。从这个角度讲，上海如今的封锁，未必是自身需求（因为我说了，上海可以继续熬着不封，反正一封总能解决问题），而恰恰是考虑到了周边扩散的问题。因此，决定在这个时点封城，相信正是周边地区所能承压的临界点。上海一封，周边多少应该能松了一口气。
四，封控之后这个部分可能是我想重点诉说的，不过我会略去很多网上的各种封控小区传闻。不管真实度如何，那些不重要，单一现象的评论没有价值，我们真正要聚焦的是共性原因。正好，我在上海有一个街道工作的朋友，我们深入交流了一下，从他那里我了解了很多情况，也对我接下去阐述核心问题有了很多启示。第一，封控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市场机制彻底停滞，而政府动员的替代性不足。要知道中国之所以能够封控，是因为政府动员能力强大。否则，连这个选项也不会有，那我们现在很可能和欧美是一个调性。但动员能力强大，不代表能够替代市场。动员力就像人的心脏和大动脉，可以完成造血和主干供血；但市场，就像毛细血管，数以千计的门店，几十万级的工作人员，千万级的顾客，才构成了完整的市场供给体系。这个市场体系，在当今人类算力下无可替代。和这个相比，以社区居委会为主的保供体系太过渺小了。市场，未见得有统一的模式，但事实上却形成了统一的模式：批发、零售、物流、供应、买卖、价格，这些东西在市场环境下已经成熟的不能再成熟。没有什么管理，但每天就可以自发的良好运转。但当你将这一切全部切换为社区居委模式的时候，你才知道这是一件多么不可完成的任务。第二，社区居委的差异性。当市场切换为社区居委会之后，你就会发现市场那高度整齐划一的手势不见了，转而变为了大大小小、各自不同的居委会以及他们工作人员的各自模式。居委是政府管理的最小单位、神经最末梢，也正因此，居委会的管理其实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管得那么细、那么规范。相反，它是整个政府架构中最粗放的地方。一般而言，架构越往上，越规范统一；越往下，越因地制宜。上海16个区的委办局可能大同小异，上海250个街道也可能大致相同，但上海6000个居委会、肯定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你才会听到来自各个方面、完全不同的声音。有的地方似乎弹尽粮绝、从来无人关心、闹出风波了；有的地方却井然有序、吁长问短、甚至还温情满满。（当然，从幸存者偏差的角度来说，出问题的地区很容易被爆出来，以至于外界会认为上海遍地是问题）根本原因是不同居委会的操作不一样，无法像市场那样客观、规律、成熟、有序。一定会有管不过来、完全托管、乃至无人问津的情况出现。这就是这段时间乱象的原因。
五，社区治理之殇大家知道我是体制内号主，其他不敢说，深谐体制基层运转逻辑是当仁不让的。在这里，我当直言不讳地指出社区治理的问题，这也我在街道的朋友多年来的工作感悟。在居委会这个层面，一直以来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无数个居委会精品内卷的问题，别看居委会小，它的工作思路和上级政府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树典型、搞精品、创特色，比如上海之前的垃圾分类，有没有做得好的居委呢？绝对有、而且绝对好。但是，大都不可复制，或者说无人复制，在一部分地区光鲜亮丽的同时大量的点位是无人问津、无人管理的。局部极好，但没有面上的整体、统一、达标、底线，这就是千差万别的居委会的主要问题。那么，那些精品小区又是怎么做到的、能不能复制呢？不能，因为根本上，这是街道把绝大部分的精兵强将扑在一个区域、一个居委会，集中火力搞出来的结果。这种工作方式，无独有偶：这叫烟花政绩，它从来就不在乎面上的、铺开的、持续的机制，而往往是集中力量，单点出击。虽然对外讲这叫以点带面、试点探索、复制推广，但实际上铺不开。有了成绩立马报道，报道完立马收工走人，换一个新角度卷土重来、另放一枪。这就是历来的工作模式。这个模式下，街道工作人员、部分(精品)居委会其实苦不堪言，但又没有办法。至于其他的、面上的、甚至是落后的点位呢，不去看不就好了么？基础工作，无人关心，得过且过。扪心自问，这年头，哪个领导是真正一门心思扑在基础工作上、认认真真搞基础数据、基础流程、基础运行的？不可能的，6000个居委、250个街道，不卷出点花来你怎么脱颖而出！？你能对上级交待吗？好，这次疫情一来、要求全面清零，这就对每个居民区都提出了同样的高要求。病毒可不像垃圾分类，可以给你抓亮点，病毒只看底线、无关上限。我们的工作，已经习惯于树典型、搞精品、创特色，但疫情当下没有特色，做得好的地方再出彩别人也不关心，而出问题的地方，往往就是层出不穷的短板，并被不断地聚焦、放大。于是，短板居委会就成为了病毒的突破口。比如，需要全员核酸检测的时候，有些居委会连人口底册都拿不出来，还要问物业要台账（物业因为要收物业费，多少会有点数据）。这就基础工作不扎实的例子：你平时有没有建立良好的机制，时时刻刻地掌握自己的居民？还是忙着打造精品、打造平台、打造温馨的典范？没有基础工作，一切都打回原形。其次，是工作责任心的问题。一方面，社区居委，根本上是对街道领导负责。而对于居民，平时往往是以解决矛盾问题为主在被动运转。大量精力本来就耗费在了无效的运动式创建上；耗在了打造精品和救火救急的路上（比如爆出了什么负面新闻），而基础工作漏洞百出。另一方面，居委干部收入虽然这些年涨了一些，但水平仍不算高。这时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通用的、能达到共识并统一执行的工作指引，基层在千头万绪中就容易迷失方向。更加容易产生应付的情绪，居委也就逐渐机关化，重典型精品绩效、工作浮于表面，居委干部真正的责任心和工作热情则大大降低。再次，是客观职能机制的缺失。基层工作本来就琐碎，特别上海老旧小区又多，前面我提到上海的老龄化率达到35%，堪称中国之最。而疫情之下，服务一个老年人，和服务手脚灵便、会玩手机的年轻人完全是两个概念。为啥上海的社区保供任务那么吃紧，就是因为有大量的老年人、甚至是独居老人，他们不会用手机，对外界发生的一切都不了解。甚至还有的老人行动不便、瘫卧在床，原本子女照顾不过来就已经引发社会问题了，现在要靠居委会保供，你说这是什么hard模式？老年人不会APP抢菜、不懂社区团购、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差，核酸检测抗原自测都要人手把手候着，本来半小时排队就能完成的，现在还要爬楼上门入户床边检测，难度一样吗？此外，老年人的就医和年轻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巨大的、非市场化的、需要人力对接的医疗、用药和急救需求，把居委、社区医生、三甲医院、120急救差不多给弄崩溃了。上海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就有近百万。这和深圳6.9%的老龄化率根本上是两个概念。关注一下上海方面的新闻就会发现，一大半就是围绕着老人防疫保供的问题，这就是中国老龄化之最、在疫情放大下带来的巨大问题。而同时，我们的居委会，恰恰在职能上也不是做强。物业和业委会，替代了居委会部分市场和法律责任，但却将这两项职能干得非常拉胯。我们国家是强力政府，老百姓的自治意愿不高，形成自治需要漫长的过程和极其科学的引导，现阶段还差不少。以至于从面上来看，涉及社会治理的工作能级都被物业和业委会不断拉低。这部分职能，以往就是新闻负面报道日常的焦点，问题频发、相互扯皮、无人问津，更何况疫情当前，业委会就是个笑话，物业就是个漏勺。平时垃圾乱堆就没人管，到了紧要关头，就不要指望住户垃圾清运能一下子管得很好；平时屋里屋外反映的问题也上不了几次门，到了紧要关头，就不要指望能做好居家工作；平时就解决不了老年人和弱势群体的问题，到了紧要关头，就更难以完善艰巨的保供任务。当初为了给政府减负，把小区管理抛给了市场，抛给了业委会和物业，今天都加倍偿还了，这是值得反思的。最后，谈谈居委会究竟应该做什么？很显然，居委会就应该深入群众，专心致志搞好基础工作，小区居民的人数、底数、硬件、设施，居民区的特点，管理的策略，手里的资源能力，应急的备战动员机制等等。如何发动居民的力量，形成治理的能量，提高治理的水平，如何把标准的、该做的事情机制化、日常化、做到位，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只知特色宣传，创新亮点，精品不是居委会这个级别应该做的事，也不是居委会能做得了的事。不要因噎废食。现代社会，人与人都是独立存在的，平日里需要依靠组织、依靠居委会的地方确实不多，所以日子这么过着问题也不大。但疫情一来，基层战斗力不强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我们的基层体质第一次遇到了已经扩散的奥密克戎这个超重量级boss。如果说解决办法，一定也是有的，比如短期内向基层、向居委会堆积力量。毕竟调度能力是我们的强项，相信是能够达到预期的。但未来，社区治理究竟应该如何进步？这是个很大的命题，和成千上万形形色色、众口难调、性格各异的居民打交道，将是个永恒的话题。今天，我和我在上海街道的朋友写这些绝不是要批评什么，相反，我认为能做到现有的水平也已经不容易了。尤其是对于广大个体街道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的付出，那绝对是没得说，疫情之下，人人都已超负荷工作，理想和信念的光辉光芒万丈。我们只是希望，不要卷，不要做无谓之事，不要固化亮点报道的模式，这是未来进步所需要克服的问题。
六，我的观点大体已经写完了，不过文章还有最后一部分，疫情期间，网络和媒体的见闻表现，非常值得再聊一聊。第一，是大量网军的狂欢。
第二，是官媒的报道。平心而论，官媒报道的意图没错，方式和内容很正能量、很激励人，这是对的，在疫情紧要关头也是需要的。但，主要问题就是：太过于注重创新的、特色的、完美的、感人的、温馨的案例，而缺少对底线的、统一的、共识内容的引导解读。什么意思呢？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报道了某小区集中核酸采样组织井然有序，医生乘坐临时改造的流动采样专用小三轮，一门栋一门栋采样，又安全、效率又高。但问题是，绝大部分小区没见过这种方式，报道了也没有通用性。很多地方仍然人挤人，居民需要走很长的路。专车门栋采样再好、再有特色，也只是亮点，而我们现在不需要亮点，要的是合理有序、防止人挤人、人流动的风险，要得是杜绝风险的底线操作法。又比如，报道了小区内的住户医生自发组建临时医疗团队，对大居里的老人义诊，保障了老人们就医的燃眉之急。医生们确实做得很好，很到位，老人也得益，就医问题化解得很棒。但问题是，绝大部分小区没有这样的居民医疗队，别说医疗队，住户里就没见过医生（概率问题）。很多人、不管老的、中的、小的，突发疾病时就医问药都可能有困难，没有阴性证明怎么办？要去的医院风控了怎么办？要配的药附近没有怎么办？救护车叫了不来、来了不能上、上了没地方送怎么办等等。这些才是底线问题，有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放之所有小区皆准的保底方案。不在乎有没有义诊、不在乎多么温馨，而是出事的时候能有人响应，至少有明确的医院可去，这才是该解决的、该报道的。再比如，报道了小区志愿者团队，党员先锋上阵，利用社区团购APP外卖或者联系某保供企业，每日分拣送货，确保大居每天成百上千包蔬菜供应，很不容易。志愿者伟大，保供企业辛苦，小区弱势群体也有人上门送菜、不落下一个，是很好。
但问题是，大量小区没有这样牛逼的志愿者团队，小区规模也没那么大，有些只有几幢楼、甚至是沿街、办公楼等等，志愿者的影子也没见着。哪怕自己当志愿者也不知道去哪儿团购，更别提很多老人根本不会，一旦无人问津就不知道咋办，只能找居委会，居委会一两次可以，次次弄菜则忙得要死，响应率不免受到影响。这才是问题所在，统一的志愿者模式是怎样的？没有志愿者怎么办？抢不到菜、底线保供是怎么样的？每顿饭都找居委会行不行？每个居委会是否都有统一完善的解决方案。最后再说一个吧，报道某地运用大数据，采用无人机巡街，识别擅自外出者；某地对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开发身份证直接打印二维码的设备，解决老人痛点；某小区采用自动保供车，可以无人驾驶流动送菜。是不是高科技、是不是亮点、是不是领导喜欢的？问题是，大量的小区没见过无人机，人力巡逻漏点也不少，遛狗的、散步的、扎推的绝不是个案。很多地方的老人没见过身份证二维码打印机，还是要靠人帮忙、借手机操作。至于自动保供车，也就局限于一小片地区采购推广，大部分地方影子都没见着，创造发明偏于一隅，短期内推不开。报道亮点，亮是亮了，但没有普遍性、大量地区做不到，这个报道就会特别膈应，不看还好，如果满屏都是这样的内容，一看火就大了：怎么咋们这儿就要啥没啥呢？这些报道，在下限决定命运的病毒面前，实在没有太大的价值，但这就是我们一贯的工作模式，一下子也改不了，给人一种用错力的感觉。更担心的是，这些自下而上的案例，究竟需要花多少的人力去挖掘、去写材料？宣传、党务、办公室，又有多少人投入进去？志愿者在志愿服务的同时，要不要摆拍、抓拍、拍视频留痕？多少人要写事迹、写案例、写心得？材料是不是要深入基层、动人心魄、生动鲜活？这个毛病不改，我们的能力发挥就还会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