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治理规划 | 王耀武等:城市情绪与城市治理——以深圳市疫情前后情绪地图对比为例
导读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编撰了《治理·规划II》一书,阐述了对治理、空间治理、规划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解,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怎么治理、怎么规划和怎么更好规划的学术思考。中国城市规划(微信号:planning_org)特推出治理规划专栏,节选书中精彩篇章与读者分享。
本文字数:488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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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耀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教授,深圳市城市规划与决策仿真重点实验室主任
戴冬晖,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副教授、建筑学院副院长
刘燊楠,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助理规划师
01
城市情绪是城市治理的镜子与尺子
至今仍然蔓延的新冠疫情,是对全世界各个城市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以及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已经产生不同的效果,而世界各地居民的反应也千差万别。虽然争论还在持续,但在这场考验中,我国城乡规划领域产生了较大转变,从关注城市的高速经济发展、城市空间的生产与更新, 到更多关注人的生命与价值、关注人在城市生活中的真实体验,居民的身心健康应当成为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我国城市化从追求量转向追求质 已经多年,但都没有像这次疫情给专业人士带来了刻骨铭心的感受,这也可以看作是城乡规划学科传统价值上的回归。
当我们谈城市治理能力的时候,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当然,由于城市治理涵盖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广义地讲,城乡规划亦是城市治理的有效手段之一,因此, 评价肯定包含着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既包含城市建成环境等硬件因素, 也包含城市政策环境等软件因素,非常复杂,很难评判,更难以在城市间横向比较。然而,通过此次疫情,却使我们对不同地域的城市治理水平有了一个更为直观的认知,可以说治理效果高下立见。当我们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的时候, 就预示着我们从单一管理走向了多元共治,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因此,我们认为,除了既有的比较理性的指标体系之外,最终的评价应该是来自城市的居民, 即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一个个体以及由个体所组成的群体的真实反馈,应是对各级政府目前强调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真实表达,而最为直接的综合表达是城市情绪。
1.1 城市情绪是城市治理的镜子
情绪是在外界事物的刺激下,结合个体的综合认知过程而产生的一种生理和心理上的体验,认知的过程和结果反映了主体(人)的需求与客体(外界事物) 之间的关系 [1] ,城市情绪是在个人情绪基础上产生,经社会泛化后,所具有的一种共同心理指向和特征的情绪 [2] 。
城市情绪不仅仅停留在满意度与幸福感,我们可以更为精细地认知。将情绪分为七类,分别是乐、好、怒、哀、惧、恶、惊,同时,每一种具体情绪都分布在不同维度的两级之间,又可以将情绪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极性(即愉快度)、强度与动机。可以说,不同时间段的城市情绪数据,就是城市治理水准的镜像。
1.2 城市情绪是城市治理的尺子
将城市情绪落位在具体空间中,即可绘制出城市情绪地图。情绪地图体现了不同时段中居民的平均情绪在空间的分异状态,反映了城市居民认知与喜好的空间分布,是人地之间情感关联的可视化形式之一。情绪地图的空间属性,使我们有机会与城市建成环境联系起来,探讨在相同城市治理语境下的不同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情绪的影响机理,进而为城乡规划介入城市治理提供有效支撑。
由于新冠疫情这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市民情绪感知的冲击巨大,主要表现在负面情绪的集中爆发和公众情绪的群体极化,使我们更有机会去比较一个城市的疫情前后的情绪变化,也有机会比较不同城市之间以及一个城市的不同片区之间的情绪变化,从而可以横向、纵向相结合,比较城市之间、城市内部不同片区间的治理能力。因此,城市情绪也可以成为衡量城市治理能力的一把尺子。通过情绪地图的发展变化,较为客观地评价城市治理能力的强弱,并可以通过变化趋势推演近期情绪发展状态。
1.3 城市情绪变化与建成环境的关联
城市情绪受多种要素的影响,尤其在疫情期间,社会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 如疫情信息公开化情况、政府防控措施、救援进展情况等,同时也与自身状态息息相关,如性别、年龄、学历和健康状况等,居民的认知过程则主要包含风险判定与利益诉求,其满足程度直接影响情绪的强度和极性,如不被满足,则市民的情绪应激反应增强,也就是情绪强度上升,情绪的性质也就是极性转变为消极。
城市建成环境是城市治理的物质基础,其宜人程度对民众情绪的影响显著, 人性化程度低的建成环境容易导致情绪过度应激、增加认知负荷和压力,进而引发各种心理、生理疾病 [3] ;Berry 等人发现美国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在农村、郊区、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逐级递减 [4] ;Florida 在 2013 年的研究中发现人口密度、商业布局、邻里空间、生态环境以及道路交通等邻里维度的环境要素的合理规划和布局能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 [5] 。因此,疫情期间情绪强度与极性的转变与土地利用、空间形态、道路交通、公共空间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分布都有一定的关联,情绪变化以及幅度就反映了在疫情的外力作用下人地关系受影响的程度(图 1)。通过情绪地图的构建,可以让我们有更为形象的认知。
图 1 新冠肺炎疫情下城市情绪与建成环境的关系
1.4 深圳市情绪地图的构建
02
深圳市疫情前后的情绪地图对比分析
2.1 情绪强度
情绪强度的变化反映了应激程度的强弱。根据疫情前后情绪强度的对比可以发现,深圳原二线关外的工业园区情绪强度明显大幅度上涨,城市中心区的情绪强度小幅上涨,口岸、机场、高铁站等城市交通枢纽情绪强度有所上升,而郊野公园附近的情绪强度则有所下降(图 2)。
图 2 情绪强度的变化特征
(a)疫情前情绪强度分布图;(b)疫情后情绪强度分布图;(c)情绪强度的变化分布图
2.2 情绪极性的变化特征
情绪极性直接反映情绪性质的变化。在疫情影响下,可以发现深圳市整体情绪在疫情前后都呈现出北部较消极,越往南越积极的趋势。疫情影响下,北部工业园区的消极情绪显著恶化,东部旅游景点密集区则由原本相对积极的情绪转向消极;城市边缘区的情绪极性变化也比较显著,既有积极的变化,也有消极的变化(图 3)。
图 3 情绪极性的变化特征
(a)疫情前情绪极性分布图;(b)疫情后情绪极性分布图;(c)情绪极性的变化分布图
2.3 情绪动机的变化特征
情绪动机反映了行为倾向的强弱。根据疫情前后情绪动机的对比可以发现在疫情前深圳市整体情绪动机基本处于中低水平,且较为均衡。疫情影响下,城市组团中心区出现情绪动机明显增强的斑块;而边缘区的情绪动机则显著下降(图 4)。
图 4 情绪动机的变化特征
(a)疫情前情绪动机分布图;(b)疫情后情绪动机分布图;(c)情绪动机的变化分布图
03
深圳市情绪综合变化特征
3.1 综合抗压性较强的区域
从前文关于疫情前后情绪强度、极性和动机的分布特征和变化特征可以发现情绪强度、极性和动机的变化幅度最小的区域是介于城市组团中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的区域。通过疫情情绪强度、极性和动机稳定区域的叠合图(图 5)也可以看出这一特点。这些区域分布在中心区的外围,整体建设强度稍低于中心区,道路通达性较好,商业、公园等设施密度也较高。适中的人口密度和便利的服务设施, 使得这些区域的风险判定感知度和利益诉求满足度都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在疫情的外力作用下,这些区域的情绪变化比较稳定,综合抗压性较强。
图 5 抗压性较强的网格分布图
(a)稳定区域叠合图;(b)稳定区域与组团结构的空间关系
3.2 综合抗压性较弱的区域
综合情绪维度变化中的负面化区域,叠合其所在网格的土地利用情况(图 6),可将综合抗压性较弱的区域分为四类:原关外地区的工业园区、东部旅游景点密集区、城市组团中心区和边缘区。
图 6 综合抗压性较弱的网格分布图
(a)负面化区域叠合图;(b)负面化区域的土地利用
城市组团中心区交通通达性好、设施便利程度高,但高强度的建设、高密度的人口集聚也导致市民对疫情风险的担心,其情绪负面化程度偏高。城市边缘区虽然疫情风险较低,但是各类设施、开放空间布局较不完善,交通便利性较差导致市民需求的满足程度较低,情绪的负面化程度同样偏高。原关外地区的工业园区和东部旅游景点密集区由于功能单一,市民生活需求满足程度较低,同时大规模的停工停产,对工业和旅游业的打击较大,在情绪地图上也有相应的体现。
04
结 语
4.1 在价值层面上,关注城市情绪
是回归现代城市规划的初心
城市治理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在不断强调建设速度的过程当中,我们过多地关注城市空间,常常忽略了人的真实感受。一场疫情灾害,可以帮助我们回归规划学科发展的初心,即回归对人的关照,现代城市规划也正是起源于此。在城市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只强调自上而下的城市管理观念,居民成为管制的对象, 而非服务的主体,导致非人性化的事件发生。在信息时代,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感知与分析技术对城市进行全方位的体检,除了关注城市的生理指标之外,也应关注城市的心理指标,而情绪地图就是城市心理指标的一部分,是居民最为直接的、客观的心理表达。情绪地图既是一面反映城市治理状况的镜子,又是一把衡量城市治理水平的尺子。
4.2 在操作层面上,促使城市情绪
向良好方向转化是城市治理的目标
城市情绪与城市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并相互作用。很难想象一个充满消极的、不良情绪的城市,会是一个安全、健康、幸福的城市,会是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充满生机的城市。在深圳的情绪地图中,我们发现,即使原二线关已经拆除、关内关外进行一体化规划建设多年,在城市情绪上仍有着较大差别,城市发展仍存在着不均衡现象。尤其在疫情前后变化较大的、向消极情绪发展的原关外城市片区, 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在未来的规划中,更应注重用地功能混合、服务设施配置、公共空间建设,在城市治理过程中更应注重人文关怀,最终使这些片区向良好的、积极的情绪方向转化。
4.3 在理念层面上,城市情绪的认知
与转化是一个长期过程
城市情绪的影响因素极其复杂,其内在机理仍需深入探讨,其应用价值仍需不断挖掘。由于本研究仅应用了新浪微博数据,其数据总量有限、涉及人群有限, 仅仅代表部分年轻人群情绪,不能体现不同社会属性的其他人群的情绪状况,目前研究仍处在探索阶段。未来可以利用多源大数据,并结合实地调研访谈小数据建构评价模型,使情绪地图更为精确,也更具有应用价值,亦可以通过建构不同城市的情绪地图,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深层认知城市情绪与城市治理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城市情绪来源于城市人群,如水中投石,任何较大事件都可对情绪产生波动影响,形成不同的舆情,具有短时特征;而整体情绪的良性转化又是一个渐进过程,情绪如同幸福感一样,具有相对性,需要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适配,在城市治理与城市规划中需要长期探索。
注释及参考文献(上滑查看全部)
注释:
参考文献:
[1] 乐国安,董颖红 . 情绪的基本结构:争论、应用及其前瞻 [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40-150.
[2] 刘红霞,曾先锋 . 近年来社会情绪研究综述 [J]. 山东社会科学,2015(S2):307-308.
[4] Berry L,Adam O. Dissatisfaction with City Life:A New Look at Some Old Questions [J]. Cities,2009(3):117-124.
[5] Peter J,Charlotta M,et al. Happy StatesofAmerica:A State-level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Economic,and Social Well-being[J].Journal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9(6):1073-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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