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优化调整风险人员的隔离管理期限和方式，将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从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7天居家健康监测调整为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次日，工信部宣布从即日起取消通信行程卡星号标记。该两项调整连同不少省市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以及国务院此前点名通报过度防疫、明令九不准等，被视为中国因时因势优化防疫政策的积极变化。
外界之所以异常关注中国防疫政策之变，一方面在于中国体量之大，牵一发动全身，政策影响已经只能从国内看，还要从国际层面看到其外溢效应，上海因疫情封控的两个月，不仅对中国整体经济造成很大冲击，也严重影响着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另一方面，则在于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国社会整体上因防疫疲态尽显，不仅经济民生成为越来越多人不可承受之重，社会心理层面也愈发无法忍受防疫之下的诸多不确定性，对未来的预期与信心也随之明显下降。
在看到中国防疫政策出现积极变化的同时，回看过去一段时间引发舆论普遍关注的事件，其中不同程度暴露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而理清这些问题，也是中国接下来更好精准防疫、走向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首先，对社情民意的把握有待进一步提升。
从上海宣布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到北京的未来五年争议，都不难看出，管理者对社情民意的把握有待进一步提升。虽然从城市管理的维度看，上海是打赢了保卫战，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很多人至今没有从疫情的阴霾中走出来。而北京的未来五年，虽然事后证明是一场编辑乌龙，但这个乌龙能发生，至少说明一些人对普罗大众的承受能力极限，与持久战中的心态缺乏敏感度。
早在200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问香港时，在香港礼宾府讲话中这样说，我因为在中国搞经济，半个世纪多了，50多年了，我对于中国经济的每一个脉搏的跳动，我都还是听得出来的。对今天各地的执政者而言，也需要听得出来社会脉搏的每一个跳动，或者至少对疫情之下公众的普遍心态抱持着同理心，并适时调整与社会对话的方式，逐步增进官民互信。
其次，地方在防疫过程中如何守住法治的底线，理清公权力的边界。
此前引发舆论普遍关注的河南郑州红码事件，虽然官方给出了调查结果，但该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仍严重冲击着社会大众的底线。该事件之后发生的丹东父女袭警案，其中暴露出的公权在防疫过程中不断模糊边界，甚至侵犯民众正当私权的问题，亦再次引起舆情沸腾。虽然郑州红码事件与丹东袭警案彼此孤立，但又都通过舆情共振的方式，表达着人们对一些地方以防疫之名滥用公权力的不满，以及对防疫过程中如何守住法治底线的热切呼吁。
6月24日，被称为中国律师界良心的知名律师张思之去世，不少人纷纷通过转发的方式，来表达对中国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前景的关注。尤其是张思之生前那句人权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成为很多人争相传播的金句，而此番追悼的一个大背景，就是地方上屡禁不绝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为了讲政治动辄层层加码、一刀切，置民众的基本权利于不顾。
最后，在算大账的过程中不能低估民众的小账和具体账。
在上海疫情最为严峻的4月，《香港01》在《上海疫情｜算大账正在消解具体问题》一文中曾写道，对决策层来说，算大账、算总体账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与官方‘算大账’以及制度之争、文明之争等抽象表达相对应的，则是民间舆论场更为具体且琐碎的需求与问题。比如正处在封控中的上海，民众最迫切的需求是基本的物资保障和供应，是看病的需求能被及时满足，是能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目前，抽象的制度之争、文明之争，以及统一性的‘算大账’、‘算总体账’，却在消解乃至盖过这些具体问题。
虽然目前上海疫情已经告一段落，上海全市也已解封，但放眼中国，各地民众的小账和具体账的紧迫性、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封控中的上海。经济下行的压力，就业的压力，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破产的压力，房地产的压力、规模性返贫的压力等，都在集中涌现。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考察时提到，（要）防止发生冲击道德底线的事，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可见整体形势之严峻。
常言道，大发展小问题、小发展大问题，不发展全是问题，过去一段时间，各地不断发生引发舆情沸腾的事件，给人造成一种全是问题的错觉，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不发展或者更准确来说是经济下行带来的。越是在这样的阶段，越要抱持同理心，越要守住法治的底线，越要避免假大空。
所幸，经历过轮番局部疫情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社会共识正在重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政治语言中又开始回归，发展是解决我们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也成为自上而下反复强调和巩固的破局之道。而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与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稳信心、稳预期的源头活水，再结合对以上三个方面问题的总结反思，人们有理由对中国的未来抱持积极期待。当然，如何效挽回社会信心，仍需更有效刺激和体制内外的积极互动与持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