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上学已有三年。2022年11月底，由于北京疫情形势严重，我早早返乡，也因此和家人共同经历了防疫政策的优化，面对第一波冲击。新十条发布之后，除了准备必要的物资，我第一时间让妈妈催促外公外婆尽快完成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但效果不佳，外公外婆非常抗拒。
原来，在他们的认知里，疫苗的问题性已经超越了科学性。这当然是一种误读，但这样的观念并非是凭空产生的。他们及身边老年朋友对于疫情相关信息的获取渠道，相比年轻人较为有限，多为三条路径：微信群消息和自媒体、社区宣传、身边观察。网络信息泥沙俱下，其中难免有夸大、阴谋论。老年人媒介素养整体不高，无法准确甄别信息的真伪。基层针对老年人的疫苗相关工作开展，多以送鸡蛋、日用品或发放补助等方式为主，用物质吸引老年人接种疫苗，很少将他们视为有独立思考和风险权衡能力的个体，用临床数据等起到实际论证效力的数据来说服。而在疫情防控调整放开的前几天，我外公外婆正好有朋友在接种了加强针后身体出了状况，这加大了疫苗在他们眼里的风险。所以无论我妈如何劝说，他们就是不愿接种疫苗。
后来，我到外公外婆家进行了一场动员。那时我刚刚结束一段医疗跑口的媒体实习，接触了大量疫情相关的政策与数据，外公外婆知道这个情况对我比较信任。在向外公外婆展示了60周岁以上人群疫苗接种各进程的死亡率、重症率的对比数据之后，他们已经有所动摇。我又介绍了自己了解到的彼时我们国家对于老年人来说更加安全的疫苗组合，让他们权衡的天平两端有了更多可供考量的、科学可靠的信息，终于愿意赶在第一波冲击到达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之前完成了加强针接种。
我认为，和老年人摆事实、讲道理的效果，不一定逊色于物质诱惑或打感情牌。大一下半学期，我在学校修读了《社会工作概论》课程，了解了一些基本的老年社会工作知识。老师讲到，听力下降会带来沟通和社交上的阻碍，长此以往对于老年人的可能产生智力损害，增加老年痴呆发病率。回家后，我诉诸权威，用自己课上所学劝说听力下降的外公验配助听器，并尽力减轻他的病耻感。因为是一家人，他们愿意信任我，愿意做改变，也让我觉得是学到了真正有用的知识。老年人跟上时代发展需要学习，年轻一代可以主动担负起填补鸿沟的责任。除了子女，社区、街道工作人员等常与老年人打交道的基层工作者，也可以适当优化调整针对老年群体的宣传策略。
今年1月10日，昆明市发文动员感染新冠病毒转阴且春节回乡的居民，把家中治疗新冠的剩余药品带回农村，得到网友点赞。我认为，为家乡老人带去缺失的健康观念，亦有必要。我是学新闻传播的学生，常常为科学的声音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让更多人听到而感到沮丧无力。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传播实践都证明，很多时候正确的理念推广起来并不容易。如今，我渐渐体悟到，社会观念的进步虽然并非个体之力可以促成，但我们可以先从附近开始。如果无法影响远方的人，不如先把附近的家人、亲友、邻居当作受众，带着爱、耐心与理解，用适当的方式不遗余力地说有必要说的话。就像把自己剩余的药品带回自己的家乡一样，虽然微小，但尽了一份力。大学生走出了家乡，以这种方式返乡，也是一种反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