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王司徒，大家想到的画面可能是这样的：
诸葛村夫舌战王司徒，给了B站UP主无与伦比的灵感与欢乐。诸葛亮三言两语，就让王司徒吐血坠马的画面，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住口！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的名句，更是绕梁三日不绝于耳。在演义里，王允给人的印象好像就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大汉老臣，费尽心机只为朝廷除去董卓，随后又因护卫献帝惨死于西凉乱兵刀下，成了东汉末年群雄混战前的一个匆匆过客。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纷杂的三国乱世降临前，王允扮演的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杀死董卓的小角色，而在某一刻他曾掌握过帝国的最高权力，并面临着将帝国拉回正轨的大好形势。他王司徒也有个毛病，一张口就是大道理，看起来义正言辞，其实都是不得人心的陈词滥调，最终错失了扶大厦于将倾的机会。书生好意气，误国又误民。01 刺杀董卓事情从刺杀董卓说起。众所周知，董卓是汉末开启了四百年乱世的那条恶龙，但在191年，自从被江东猛虎孙坚再次击败后，就算是恶龙，董卓也彻底丧失了进取天下的雄心。
同年3月，为了躲避关东反董盟军（就是《三国演义》里的十八路诸侯），尤其是孙坚，董卓决定放弃洛阳迁都长安。他的想法很简单，你孙坚确实能打，但我董卓也不是不能跑，长安离我的根据地凉州多近啊，那里马儿跑得又快，草儿长得又肥，我超喜欢那里的。就在董卓安安心心地钻入长安附近的郿县，准备在屯了三十年粮食的坞堡慢慢养老时，他万万没有想到，此时天下的反董势力已经分为了两条战线。一条是函谷关外的盟军，另一条，则存于长安朝廷内的士人们。如果说盟军用武力解决问题，那么士人们靠的便是阴谋和刺杀。没错，由于董卓实在恶贯满盈，在我们的王司徒还没出手前，其他被董卓从洛阳裹挟至长安的士人们，就已经迫不及待要置其于死地了。最先出场的是议郎郑泰。郑泰是当时的名士，善于忽悠，早在189年董卓刚入京乱政时，他就极具前瞻性地和城门校尉伍琼、尚书周毖共同劝说董卓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说袁绍好利无谋，不足为虑。结果意外的是，得到喘息机会的袁绍，反而利用渤海太守之位，振臂一呼成了关东反董盟军的首领，气得董卓连呼后悔。
但就在前景光明的时候，刚打了几场胜仗的诸侯们就开始各怀异心、踌躇不前，身在长安的郑泰也是无可奈何。不过很快他就有了新的计划。还是从军事出发，他建议由比较受董卓信任的司徒王允出面，任命护羌校尉杨瓒为左将军，尚书仆射士孙端为南阳太守，领兵由武关道攻击袁术。当然，不是让他们真的攻击袁术，而是想借此从凉州军手中夺取一部分兵权。同时，也可以趁机放袁术从武关道进入关中夹击董卓。然而，由于董卓此时只想守在关内，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对主动出击没有兴趣，加上有了前车之鉴，对兵权的把控比较敏感，就没有答应。于是这个计划也泡汤了。郑泰的忽悠没成功，下一个士人越骑校尉伍孚又站了出来。相比于郑泰的慢慢忽悠，武人出身的伍孚更加激进，所以他决定铤而走险刺杀董卓。计划的那天，他身穿朝服，内着小铠，藏着一把利刃去见董卓。两人谈完事后，趁着董卓送他出门，伍孚突然抽刀刺向董卓，想一刀捅死他。结果没想到董卓体态肥胖，身法却很灵活，他躲过了这一下，随即命护卫将伍孚拿下。被信任的人暗杀，董卓很是气愤，大骂道：你敢造反吗？（卿欲反邪？）伍孚说：你我不是君臣，何来造反之说？你这个乱国贼子，恨不得诛你，将你车裂于市以谢天下！（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乱国篡主，罪盈恶大，今是吾死日，故来诛奸贼耳，恨不车裂汝于市朝以谢天下。）随后伍孚被当场格杀。毫无疑问，这次的流血是极为惨痛的，但士人们并没有就此放弃刺杀。相反，鉴于伍孚的教训，他们开始谋划团队作案。在何颙的策划下，他们迅速制订了新的暗杀计划，参与的人包括前面的郑泰、种辑、荀攸以及华歆。这次暗杀计划的具体内容我们无从得知，因为这次他们还没来得及实施，计划就提前泄露了。仓促之下，郑泰、华歆侥幸逃脱，何颙、荀攸被捕，损失惨重。逃脱的两人，辗转出了武关道，投去了后将军袁术。被抓的两人，何颙不堪酷刑，在狱中自杀，荀攸倒是泰然自若，在牢里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董卓死了，他还没被杀，后来还成了曹操信任的谋主——可能这就是曹操口中的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吧。但不管怎么说，至此士人们的三次刺董行动无一例外地全部失败了。他们前仆后继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董卓却还是安然无恙。这种好人入地狱，恶魔在人间，如果冯小刚穿越，恐怕也会忍不住大喊一句：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真的，难道就拿董卓没办法了吗？02 反间计如果不开天眼透视后面的事，此时的王允还真没有任何办法。191年的王允已经五十多岁了，看着年轻人们奋不顾身地刺杀董卓为国除贼，王允颇感欣慰，但眼睁睁的看着董卓躲过一次又一次暗杀，王允心里又十分着急。前几次的行动，几乎已经耗尽了士人们在长安的全部有生力量，这些人跑的跑，死的死，关的关，剩下的不过是荀爽、黄琬、杨彪这寥寥几人。但这几个年龄普遍偏大，搞暗杀明显不在行，搞政治又没实权，压根帮不上什么忙。环顾四下，能够勉强算得上一个帮手的，只有前面提到过的尚书仆射士孙瑞。但也正如前面所说，士孙瑞只在尚书台有点权力，军队里始终插不上手，搞起暗杀来还是出不上力。思来想去，关于如何除掉董卓，王允决心一定要找一个强有力的帮手——既有一定的兵权，又明确想反了董卓。符合这个条件的，王允很快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没错，这个人就是吕布。
吕布是五原郡九原人，王允是太原郡祁县人，二人同为并州人，属于同乡关系，加上吕布是董卓亲近的义子，而王允是董卓信任的司徒（王允能坐到司徒的位置，其实主要是董卓的信任提拔），因此两人在私下的联系颇多。一开始可能是叙叙旧或谈公事，但聊的时间长了，王允非常意外地发现，这个吕义子在董义父身边过得很不开心。这种不开心源于吕布的特殊身份。众所周知，吕布在认董卓为父前，曾是并州刺史丁原帐下主薄，后来董卓以利相诱，吕布才杀了丁原投靠于他。这种背叛故主的行为，本就让吕布处于被谴责的风口浪尖下，心理较为敏感，结果吕布卖主换来的却不是荣华富贵——这三年来他的官职升迁得很慢，只勉强当了个中郎将，实权远远比不上董卓的自家子弟和心腹凉州籍将领牛辅、李傕、郭汜、樊稠、张济。这让好利的他很是不满。了解到这点后，王允便开始有意识地对吕布进行挑拨离间，时常恭维些吕将军英武、董太师不公的话，惹得吕布借机大倒苦水，渐渐生出反意。而恰在此时，由于董卓和吕布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危机，及时地为王允策反吕布助了一把力。起因是董卓这个人行事粗鲁、不计后果，有一次吕布惹他不高兴，他直接抄起身边的短戟就向吕布扔去，幸亏吕布身手好，才躲过了这一下。事后，吕布主动向董卓道歉，董卓就气消了。董卓没觉得这事怎么严重，过后就忘了，但吕布忘不了，就因为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差点被扎死了，这谁能忘？所以吕布内心开始怨恨董卓，由是阴怨卓。除了怨恨，吕布还有不安。因为吕布平时负责董卓的安全保卫工作，经常出入董卓的太师府，久而久之他和董卓的一个侍婢（演义里被改编为王司徒献上的貂蝉）好上了，有了不正当男女关系。虽然没被发现，但由于做贼心虚，吕布总是恐事发觉，心不自安。
两件事叠在一起，极大地加重了吕布的反意。但到了密谋的最后阶段，碍于父子情面，下定决心前吕布还是略有犹豫，这时王允添了最后一把火：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也？于是吕布加入王允的暗杀计划，答应除掉董卓。士人们流出的血，终于在王允的反间计下得到了该有的回报。03 书生好意气独夫董卓死了。死的那天，史载日月清净，微风不起，连老天爷都在庆祝。他的死讯传开后，长安城内压抑沉闷的气氛被一扫而空，人们在街道上载歌载舞，拿出珠宝首饰换来酒肉，举行着一场盛大的狂欢。看着这种景象，作为暗杀计划的总设计师，王允的心情极为舒畅，但作为执掌朝政的司徒，他却不能沉浸其中，因为有些事他必须得马上处理。董氏余孽的治罪、有功之臣（吕布）的封赏以及长安士人（荀攸）的平反这些都不在话下，王允身为治政老手都很快能处理好，最紧要的，在于如何处置董卓剩下的凉州军。此时的凉州军主力并不在长安，这是刺杀董卓行动成功的关键。由于关东盟军的逼迫和黑山军的滋扰，之前董卓命他的女婿牛辅率重兵屯驻在陕县总括全局，其他心腹将领李傕、郭汜、张济则在函谷关附近布防。留守长安的，只有徐荣、胡轸、杨定这些人。
徐荣是非凉州籍人，和吕布一样没有得到重用，所以董卓死后他没做任何反抗便归顺了朝廷。胡轸、杨定是凉州豪杰出身，算是董卓的心腹，但看着苗头不对，他们也识时务地交出了兵权。所以，真正需要王允认真考虑的，是身在陕县手握重兵的牛辅和聚集在函谷关附近的李傕、郭汜、张济各部。如果能将他们控制住，彻底消除凉州军对长安的威胁，那便是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刺董行动的全部步骤。到那时，外戚（何进）与宦官（十常侍）同灭，董卓之乱了结，天子尚有余威，关东诸侯羽翼未丰，这无疑是帝国重振朝纲的绝佳时机。不客气的说，这恐怕是自184年黄巾之乱以来最好的机会了。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王允犯了一连串作为政治家最不该最致命的错误，最终葬送了帝国的最后一丝希望。这错误便是本文开头所说的：书生意气。表现在哪呢？正是对凉州军的处置上。一开始朝廷初定时，为了维持长安的稳定，吕布向王允建议诛杀董卓在长安的旧将，即投降的徐荣、杨定、胡轸等。他认为，这些人长期追随董卓，家族和财产都在凉州，不可能死心归顺朝廷，随时可能反叛，不如早杀以绝后患。作为军人，吕布的这个建议可以说很有见地，一言道破凉州兵的本性。但王允却不以为然，他说：那些有可能反叛的人，也仅是有可能而已，说他们反叛，现在没有证据，如何服众？这话听起来好像很有政治家的大气，但其实只是他不了解这些凉州人和自己的书生之见而已。真正的政治家，对待已经被控制住的敌人，从来都不需要大气，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反抗的能力，只要形势需要，随意处置都可以。真正需要施展大气的，是那些不为所控的敌人，因为你本来就控制不住他，不如暂时示以大气，日后再见机行事。譬如，陕县的牛辅和函谷关附近的李傕、郭汜、张济，就是后者。但对于这些人，王允却又偏偏不肯大气，给出的理由则更为奇怪：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后汉书.王允传》他说：这些人本来没什么大罪，现在说他们有罪再来赦免他们，会让他们自相猜疑，还不如不赦免，（让他们承受应有的罪责）。乍一听这话很有道理，但同样的，这只不过是王允的小聪明罢了。因为对凉州军而言，他们并没有心思去猜王允怎么想的，他们在乎的只有是否有能够确保他们安全的那一纸赦免令。如果没有，那你解释再多也没用。果然，王允不肯赦免牛辅，带来的后果便是直接引发了牛辅大军的强势反叛。在王允的安排下，吕布命骑都尉李肃前去平叛，结果李肃大败而归，吕布只得诛杀李肃，亲自率军前往。关中局势再次陷入动荡。幸而，由于董卓的暴死，对牛辅的影响实在太大，他整日紧张过度，不仅听信巫师的话斩杀了帐下大将，还在某日夜里自乱阵脚撇下大军独自跑路，不久便为亲信所杀，首级被送往了长安。到此时，叛乱的迅速被压，这已经是长安的万幸了。函谷关附近的李傕、郭汜等听说牛辅被杀后，也慌忙不迭地递上降表，祈求得到朝廷的赦免。然而，在接连除去了董卓和牛辅的王允此刻已经彻底目中无人了。朝中的当世大学者蔡邕，都被他以一个叹息董卓的罪名执意处死，何况是董卓的旧将呢？于是这次他连一个正当的理由都不愿意给，也不顾群臣的劝阻，直接以一年不可再赦为由拒绝了李傕、郭汜的请求，并派使者发出了对他们的通缉令。他想当然的以为，连牛辅都死了，李傕、郭汜还敢反叛吗？
确实，以李傕、郭汜这些只会打仗的军人，他们在听说王允不肯赦免后，第一想法的确是想散伙各自跑路，但谁又能想到，三国最著名的毒士贾诩此刻正在李傕军中，与凉州军生死与共呢？正如《三国演义》里的情节一样，贾诩的一句闻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济，奉国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后也，彻底将这本可避免的天下再次搅了个天翻地覆。192年5月，李傕、郭汜、张济各率所部在陕县集结，宣布起兵反攻长安。闻讯，董卓的旧部樊稠、李蒙纷纷赶来，其他各地凉州军也在沿途不断加入，比至长安，已十余万，一起将长安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就在这种时候，王允之前对凉州降将的大气处置也毫不意外地显露出了最恶劣的后果。胡轸临阵倒戈；杨定被王允派去和谈，结果前者转头就告诉李傕城内的布防，还劝他加紧攻城；徐荣还好，阵前战死。但一切都来不及了，8日后叟兵打开城东门，凉州军一拥而入，长安陷落。此时距董卓被诛不过月余，帝国便为王允的任性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最后，在城陷之际，吕布率军闯青琐门打算外逃，中途遇见王允，特地想把一起他带出城去，不料王允却说：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怒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是不是很有忠心报国的一片赤诚呢？然而正是这句话，在这一刻彻底将他内心的那股书生意气展露得一览无遗。关东诸公，即关东盟军中的诸侯们，这个时候在干嘛呢？袁绍夺了韩馥的冀州，东郡太守桥瑁杀兖州刺史刘岱，孙坚与刘表在荆州打的不可开交……难道还能够指望得上他们？事实上，在王允不肯赦免李傕、郭汜等人之前，朝廷中曾有人提出要老将皇甫嵩前往陕县统领凉州军，以安定李傕、郭汜之心（防止反叛），结果王允却断然拒绝：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甚不可也。他说：关东盟军们都是自己人，如果让皇甫嵩统领凉州军，岂不是让关东盟军们怀疑我们据险向他们对抗吗？原来在王允心里，董卓是国贼，所以他忍辱负重地刺杀他，最后连他的部下牛辅、李傕、郭汜也不放过，而关东盟军从来都是自己人，所以他连做出一丝有可能对抗他们的举动都不肯，这种所谓的善恶对立，善就是善，恶就是恶，难道不正是一种幼稚可笑吗？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乱世之中，除了捷足先登的董卓一人，袁绍、公孙瓒、曹操、孙坚甚至刘备……又有哪个不是逐鹿的野心之辈呢？在这争权夺利的舞台上，只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罢了。参考文献：［1］陈寿：《三国志》［2］范晔：《后汉书》［3］南门太守：《三国全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