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2年现有证据表明，通胀上升导致许多国家的实际工资增长降至负数，降低了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对低收入群体的打击尤其严重。
2022-2023的《全球工资报告》显示，过去三年，工资和家庭购买力大幅下降，首先是新冠疫情，然后随着世界经济开始从危机中复苏，全球通货膨胀加剧。2022年的现有证据表明，通胀上升导致许多国家的实际工资增长降至负数，降低了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对低收入群体的打击尤其严重。
在这场生活成本危机之前，新冠疫情危机期间，工人及其家人的工资总额出现了重大损失，这场危机在许多国家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最大。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回应，在不久的将来，工人及其家庭的实际收入可能会急剧减少，不平等现象会加剧，从而威胁到经济复苏，并可能加剧进一步的社会动荡。
调整最低工资有助于
缓解当前生活成本危机
通货膨胀率在侵蚀最低工资的购买力。劳工组织90%的成员国都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这突出了最低工资作为减少工作贫困的工具的重要性。最低工资可以保护低收入工人在高通胀时期免受购买力的严重损失。然而，为了使这一机制有效，有必要定期调整最低工资，以考虑到工人及其家庭的需要以及经济因素。根据1970年《最低工资确定公约》（第131号），这一调整过程应在社会伙伴的充分参与下进行。调整最低工资将有助于缓解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同时有助于在全球经济因各种同时发生的危机而放缓之际维持总需求。值得强调的是，最低工资作为临时工资补贴计划的基准，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强有力的社会对话，包括集体谈判，有助于在危机期间实现适当的工资调整。这样做的前提是充分代表雇主和工人的声音。两方和三方社会对话在许多国家和部门对新冠疫情危机的即时应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制定和实施国家复苏计划方面。为加强公共机构、雇主和工人组织参与此类对话的能力，并在应对危机带来的挑战方面达成共同立场，已作出了大量努力。
创造体面的正规工资就业是更公平分配工资和收入的先决条件，也是公平和可持续工资增长的关键因素。到2021年底，高收入国家的就业已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有时甚至超过了这一水平），其中一些国家的职位空缺激增（尤其是低技能和半技能职业），而求职者人数保持稳定。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就业尚未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而非正规就业似乎在上升——这一伤痕累累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到新冠疫情疫情之后。2015年《从非正式经济过渡到正式经济建议》（第204号）提供了可帮助中低收入国家减轻此类影响的指导方针。
在高通胀期间支持
家庭特别是脆弱家庭
减轻生活成本危机对家庭的影响的政策包括针对特定群体的措施，例如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经过经济状况测试的优惠券，使他们能够购买基本商品，以及旨在降低所有家庭生活成本的更一般性干预措施，例如（通常是暂时的）降低商品和服务的间接税。例如，许多政府，特别是欧元区国家的政府，正在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能源券，以帮助他们应对当前的能源危机。2022年9月，德国政府宣布了2000亿欧元的一揽子计划，以减轻能源价格飙升对公司和家庭的影响；这项措施包括降低汽油价格和降低燃油销售税。
同月，法国财政部宣布了450亿欧元的一揽子计划，以保护家庭和企业免受能源价格冲击。同样在法国，自2018年以来，年收入低于10800 欧元的家庭有资格获得每月48欧元至277欧元不等的能源券。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对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大型企业或较富裕家庭征收了临时或永久税，以帮助在危机时期支付措施费用。例如，2022年9月，欧盟提议对化石燃料生产商征收暴利税，以抵消能源危机的影响。与此同时，西班牙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有些是临时性的，有些是永久性的），旨在增加政府的收入，以帮助应对当前的危机，同时避免伤害弱势家庭。
削减增值税可以减轻低收入家庭的通货膨胀负担，同时进一步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例如，在德国，作为新冠疫情刺激方案的一部分，增值税从2020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减少了六个月，以促进总需求。除了大幅降低基本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例如，早先7%的食品增值税税率降至5%），据估计，该政策还将德国GDP提高了0.3%。随着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开始威胁家庭的经济生存，一些国家正在削减能源增值税税率。例如，截至2022年6月，西班牙已将电力增值税从21%降至5%，而截至2022年8月，德国的天然气增值税已从19%降至7%。
进一步减少工作领域
性别薪酬不平等
《2018/19年全球工资报告》借鉴了2014-2016年的数据，估计全球性别薪酬差距约为20%。根据较小的国家样本，当前版本表明，尽管世界各地区的几个国家努力减少薪酬歧视，实现同工同酬，但近年来性别薪酬差距几乎没有变化。这反映了解决男女薪酬差距的复杂性。
要进一步减少工作领域的性别薪酬不平等，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这包括解决性别工资差距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可以从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属性来解释，即改善妇女的教育状况，争取男女在不同职业和行业之间的更公平分配。它还包括解决性别薪酬差距的其他因素，特别是通过减少母亲薪酬差距，增加被低估和高度女性化的部门和行业的薪酬，以及实施法律框架和政策，提高企业一级的薪酬透明度，以消除薪酬歧视。国际同工同酬联盟是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妇女署和经合组织于2017年9月发起的一项联合倡议，作为其实现同工同酬使命的一部分，该联盟成功地与政府、社会伙伴和私营部门的相当多家企业进行了接触。这一举措和类似举措使世界各国能够学习如何在国家一级衡量和监测薪酬差距的成功范例，熟悉一些主要经济体正在使用的工具，并了解哪些工具在减少男女薪酬歧视方面最有效。
在解决工作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时，必须考虑到新冠疫情危机的一个可能后果，即就业中的性别差距扩大，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当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时，她们比男性返回的可能性更小；此外，女性找工作的可能性低于男性。男女之间就业差距的扩大也会削弱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她们往往在低收入工作中占主导地位。这无疑将有助于维持甚至增加男女之间的性别工资差距，这可能成为新冠疫情危机的长期影响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