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低彩礼优先入学合理吗？
关于江西彩礼的话题仍在发酵。
近日，江西崇义规定彩礼不超过3.9万元，‘低彩礼’夫妻子女可优先入学，引发网友关注。
2月20日，赣州市文明办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崇义县出台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机制》。按照该规定，为进一步深化婚嫁领域移风易俗工作，崇义县推出多项礼遇政策，奖励彩礼不超过3.9万元的新婚家庭。这些所谓的礼遇政策包括子女可优先入学，享受景区旅游优惠，免费乘坐公交车等。
而其中低彩礼夫妻子女优先入学引发争议。根据该规定，男方给女方的聘礼礼金为零或不超过3.9万元，就可以视作零彩礼低彩礼，他们的孩子持礼遇卡可在学前、义务教育阶段，按照第一顺序择校入学。
舆论普遍认为，将彩礼和入学优惠政策绑定，有悖于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平等性，是典型的好意办坏事。尽管当事方崇义县回应称该机制并非强制性规定，但优惠是实实在在的，对某类群体优先的同时，势必会挤占其他人的合法权益，这也就相当于对高彩礼夫妻的子女的变相惩罚，并不为法律所允许。
同时，崇义县的这个规定，也引发了关于江西高彩礼的再一次激烈讨论。
二、多少才算低彩礼？
在舆论众口一词批判高彩礼之时，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中国婚嫁时彩礼的历史传承。
彩礼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其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周礼》之中。
《周礼》规定结婚的程序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征时，男家会派人带备聘金、礼金及聘礼到女方家中，也就是说，纳征这个环节就是男方给女方送彩礼的过程。完成纳征的仪式后，婚约便正式订立，接下来就是定日子正式迎亲了。
可以说，彩礼是中国传统婚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此后数千年，虽然彩礼的形式和内容，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彩礼的叫法有不同变化，诸如聘妇或聘媳聘礼或聘财等，但其实际内核并未改变，那就是男方对女方的一种尊重和感激，也是对女方家庭的一种补偿和赔偿。
建国后，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去改造传统的婚姻习俗。1950年的《婚姻法》第二条规定：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国家对彩礼的态度一直以批判为主，以防止买卖婚姻。
小说《结婚现场会》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由于女方父亲执意要向男方索要彩礼五百元，村干部准备将他当作买卖婚姻的坏典型进行批判，而村里几对不收彩礼的新婚夫妇，则被当作正面典型参加结婚现场会。
当然，国家禁止买卖婚姻而非禁止婚嫁时的彩礼，即使是五六十年代，彩礼在中华大地也依旧以自己的形式存在着，其中三转一响（指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四大件）最为典型。
80年代之后，整个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加上人口流动的加速，彩礼更是普遍开来，且出现了一些标准化的门槛，新的结婚四大件成了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
2000年后，彩礼也水涨船高，甚至在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三斤一响（三斤百元人民币和一辆车）、万紫千红（一万张伍元和一千张百元人民币）、前四后八（先给四万定金，再给八万礼金）、一动不动（不动产车子和不动产房子）等天价彩礼，彩礼也开始成为农民生活的沉重负担。
因此，从彩礼存在的意义来看，要全面实行零彩礼基本不可能，这不仅是因为彩礼属于个人生活中的私事，不宜用强制措施来限制，更因其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从彩礼的多少来说，也并不存在所谓的标准，历来丰俭由人，但多少会有一些地区约定俗成的地区行情。以笔者所在赣西北小县城为例，2000年我堂姐结婚彩礼大约是3～5万，2010年左右彩礼大约是6～10万，去年老家族弟结婚彩礼15万。
当然这些仅是大概数字，具体情况还得视家庭条件、婚恋双方协商。而且有一点，我们老家的彩礼，一般娘家都会返还全部或者大部分给新人家庭，结婚大家要的是一个态度和面子，鲜少有买卖婚姻。
在省会南昌，根据本地婚恋市场从业人士介绍，8～18万才是南昌彩礼常见的价格区间，这个数字在全国也基本是正常水平。
此次崇义县将低彩礼的标准定为3.9万元，据当地民政局相关人士介绍，这个标准是依据当地村规民约规定数额的平均数。当地大部分村子的村规民约都有关于彩礼的金额限制，这些都是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评议过才对外实行的，村民们也比较认可。他们自己村里定的话，差不多就是这个数，我们取了一个平均数。
但恕我直言，这样的规定基本脱离了实际。天价彩礼当然需要治理，但也是个精细活，在一纸通知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江西一直处于高彩礼的漩涡之中，很多虚假消息也要拿江西开涮，比如江西女友向上海男友索要1888万元天价彩礼等，智商在线的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个恶作剧的噱头，只是前面有了江西这个定语之后，大家才会相视一笑。
三、江西为什么卷入高彩礼的漩涡？
春节期间某媒体一篇关于江西彩礼崩盘的文章在网上流传，江西彩礼虚高的话题又被添油加醋地炒作一番。
客观来说，全国各地都有高彩礼的现象出现，据澎湃新闻，鲁西南某县城的彩礼数额从2020年的18.8万元一路攀升到2023年的3个9万9，额外还有在县城买房、买车的要求，相当于正常农村家庭两个劳动力外出打工5～7年的积蓄。
就全国各地报道出来的高彩礼现象来看，一般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沿海发达地区富裕家庭结亲，彩礼是双方面子，比如去年11月份福建晋江百宏集团老板嫁女豪掷2亿陪嫁品，风光无限。
另一种情况则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嫁娶，这主要还是婚恋市场的性别失衡造成的，女少男多，让彩礼变为了女方市场，彩礼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黄振华教授及其团队发布的《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在调查的119个村中有超过四成村庄存在剩男婚配难问题。报告认为，造成这个问题的一大原因就是，部分省份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婚姻市场存在天价彩礼现象。
其实，我对黄教授的这个归因并不特别认同，事实上，高彩礼只是结果，或者只是农村地区剩男婚配难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农村人口流出、男女比例失衡、长期以来城市与农村二元差距的扩大，造成农村男性普遍在婚恋市场没有竞争力。
在流出地农村，由于适婚人群的结构性短缺，彩礼反而被用来作为一种市场调节的手段，最后的结果就是，农村男性不得不以高昂的彩礼来吸引女性下嫁。
再看目前男性的婚恋压力有多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0年至2014年之间，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是114.7。粗略推算下，男性将比女性多出3000～4000万。
人口学家姚美雄就曾预测，2020年之后10%左右的成年男性可能因此找不到配偶，在这种婚姻挤压下，将会形成一个由单身男性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
所以彩礼根本不是什么陈旧风俗，是理性人基于现实的一种最优选择，假设在农村两个大龄剩男同时相亲一个女性，在其他条件都相差不多的情况下，为了赢得芳心，他们会不会在彩礼上努力？对于男性来说，高额彩礼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基于自身做出的最优选择。
江西作为中部地区被各种环包围的不发达省份，是典型的农业省份。江西省历来是人口流出大省，跨省流出规模依然较大，2023年省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22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4527万人的27%。经济欠发达加上人口外流严重，特别是农村适龄女性的外嫁，让江西农村的男性婚恋压力大增。
另外，江西性别比例失衡严重，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江西省90后人口性别男女比例达到120.8：100，高居全国第一。这个群体正是近年婚恋市场的主力人群。
与江西类似，河南、安徽、四川、贵州等劳动力外流的内陆省份均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很多地方采取限制高额彩礼的方式，目前来说成效甚微。江西抚州就规定，彩礼不能超过具体地区村民人均年收入的三倍；四川凉山则规定，彩礼最高不超过10万元。笔者写此稿时咨询一位在抚州的朋友，他说春节亲朋结婚，彩礼该多少还是多少，政府的规定基本没有影响。
这些年，江西一些地方政府不断出台限制彩礼的政策，某种程度上也将江西彩礼的话题热度扩大了，比如江西崇义县制定的3.9万元低彩礼标准，从道德上倡议当然没问题，但与小孩的入学等绑定则明显存在争议，这种争议反过来又给了地域黑调侃的理由，这个话题陷入负面循环中。
彩礼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数字游戏，深刻理解高彩礼的成因，既包括攀比、面子等问题，更深层次的还属性别比例失调、教育普及、人口流动等诸多社会变迁带来的连锁反应，我们才能对问题有的放矢，而非仅限于对彩礼数额的表面批判，乃至成为地域黑的攻击目标。
四、用发展解决高彩礼问题
对高彩礼问题，我的观点是，要移风易俗，不要地域黑；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奚落嘲笑。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高彩礼的问题，也应该用发展来解决。
一方面当然是通过教育来倡导移风易俗，这是解决攀比、面子问题的。观念的改变是困难且漫长的，早在2017年5月，江西省民政厅就下发了《关于推动婚丧习俗改革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江西全省100%的村规民约中，要包含婚丧习俗改革的内容。
2020年5月，民政部也印发了《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将着手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进行整治。
另一方面，男性婚恋压力、人口外流、农村空心化等问题，还需通过推动经济发展、均衡城乡资源配置、提高女性社会地位、优化人口政策等方式，逐步缓解农村男性婚恋困境，从而真正实现彩礼回归其本来的文化意义，不再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
对于江西这样的省份来说，唯有经济发展了，人留住了，才能推动移风易俗政策的落地。
但人口性别失衡，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来还债。
参考资料：
【1】澎湃新闻评论，《3.9万元彩礼红线划出了什么》
【2】新周刊，《抵制天价彩礼的江西人，能换回理想婚姻吗？》
【3】界面新闻，《江西彩礼贷风波背后：极端性别比失衡，他们陷入婚恋苦局》
【4】方源十里，《彩礼的由来与变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梁云风
